导师期望与研究转向

博士一、二年级的交界处，我向张国良老师提出，想要采用民族志的方法来撰写博士论文，并计划在独龙江进行实地考察。在此之前，张老师似乎更倾向于让我选择发展传播的方向，甚至打算让我基于某些调查数据来撰写论文。然而，在得到张老师的认可之后，我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发展传播学转向了民族志研究，并开始涉猎人类学相关领域的知识。

那时，采用民族志手法撰写新闻传播学博士论文的人并不多。虽然国外已有学者运用人类学视角来探究媒体，相关文献却不多见。比如，戴维·莫利的研究就为人所熟知，但我的研究却与他的电视受众研究有所不同。我更倾向于进行纯粹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媒介研究建议

毕业后，我回到系里。在与青年教师交流时，我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可以依据不同的媒介来进行研究。比如，如果对广播感兴趣，可以从建国后广播网的建立开始研究，一直追踪到如今广播形态的演变，比如城市交通广播等。这样的研究可以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出发，研究的空间十分宽广。

回顾我的研究历程，最初我投身于发展传播学领域，随后转向了人类学的研究路径。然而，近期我的研究思路又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发展传播领域。这一转变是基于我对过去十多年间个案的持续观察而得出的结论。

个案发展观察

观察了一些特定案例，我发现这些案例的进展往往是由国家全面主导的，与当地居民的联系并不紧密。比如独乡这个案例，过去20年的发展变化几乎与大众传媒无关。对此，我感到有些困惑，这与我最初接触的发展传播理念存在差异。

独乡的发展中，国家在各领域加大了投入和推进力度，然而，大众传媒似乎并未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显著影响。这使我重新思考了发展传播与大众传媒在特定案例中的关联，并激发了我对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思索。

田野调查现状

现在许多新闻工作者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研究，然而，以民族志为方向的新闻传播研究却面临严重问题，那就是实地考察的基础不够稳固。过去两年，我国人类学领域在北大召开会议，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人类学博士的论文中，实地考察的时间至少应达到一年。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中，众多实地考察或许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一些研究者可能缺乏足够的时间去深入现场，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不够全面，这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深度，使得难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田野调查局限

一些研究者在开展实地考察时，事先已有固定看法，用带有偏见的视角筛选资料，只聚焦于符合自己观点的部分，对不符合的部分则不太关心。这种做法相当狭隘，容易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

这种限制可能导致研究失去公正性，无法完整展现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以研究某一群体的传播行为为例，若仅聚焦于符合既定预期的行为，便可能遗漏该群体其他关键传播特征。

研究学习方向

新闻传播领域的教师与学子若对民族志有所探究，宜关注近三十年西方学界所取得的进展与转变，诸如“多点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等新流派。这些新兴的研究手段和观念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研究视角，并带来新的思考方向。

从人类学的视角深入分析传播领域，便能发现众多新颖的议题。若能对这些议题进行有效解答，将有助于提升传播学在学术界的地位。我们不应仅限于旧有的研究手段，而应主动去学习和探索新的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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