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圈子中，“西方中心主义”议题备受瞩目。这次“反思中国传播学”的研讨会恰似一场久旱逢甘霖，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本土传播学的发展方向。

作者身份与会议主题

我是戴元光教授和龚炜教授共同著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的作者之一，这本书是大陆首部传播学专著。在学术界，我们三人被合称为“复旦三兄弟”或“传播学三剑客”。我个人觉得，在三人中我的表现最为逊色。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反思中国传播学”，它为相关议题的讨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

会议中，众人聚首一堂，就传播学的多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大家希望借此促进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进步，让更多有见地的观点得以交流与碰撞，努力解决研究中的实际问题。

中国传播学“西方中心主义”病症

在中国传播学领域，普遍存在一个被广泛认可的问题，那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过度西化”。许多学者归国后，他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都源自西方，其著作中引用的文献几乎全是外文资料。这种现象在当前的传播学研究领域相当常见。

长期依赖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可能会让研究缺乏本土化的特点。以西方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传播现象，可能难以透彻把握其内在精神和本质，这对中国传播学的独立体系构建是不利的。

同质化问题与研究方法思考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普遍参照西方的理论与手段来提出见解。这样的现象是否会导致全球观点的同质化，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在这种形势下，我国传播学的研究方向亟待转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

以我指导的日本博士后为实例，她的博士论文采用了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相较于单纯的定量研究，效果更为显著。由此可见，在传播学研究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关注世界与中国发展

研究传播学需留意全球格局的演变趋势，同时关注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及其发展动向，并关注国家核心利益。以当前国际关系为例，传播学的研究应适应这一形势的变迁。

研究传播问题，分析现象，提出解决方案，这是基于我国立场应有的职责。然而，当前许多研究却偏离了这一宗旨，因此，重申从我国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关键。

不同研究范式的探索

我与徒儿姚锦云运用“传播议题”或“传播主题”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传播时期”研究方法及我的徒儿潘祥辉的“传播现象”研究方法有所区别。在这种新的研究框架中，我们关注的主题、提出的问题以及收集的资料大多源自我国。

聚焦我国实际情况，研究结论更鲜明地展现出我国特色，有效避免了西方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方法，这一现象反映出大家努力挣脱西方研究模式的束缚。

新的研究方向与个人计划

《亚洲传播理论》理应是非西方色彩的学术成果。在我探索新世界主义的过程中，我察觉到构建全球传播学的时机已经到来。然而，对于即将退休的我而言，这项任务显得颇为艰巨。

退休之后，我打算做一些轻松的活动，例如继续撰写学术散文，比如之前出版的《传媒的魅力》。然而，我国传播学领域的发展仍需年轻学者们持续付出努力，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我想请教各位，你们觉得中国传播学未来要如何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期待大家的热情讨论，同时欢迎点赞和转发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