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正遭遇一系列难题，其中，如何促使国内学者跨越美国主流学术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鸿沟，以及如何推动国际传播的民主化，这两个问题尤为迫切，值得深入思考。美国传播学的领导地位对我国的传播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施拉姆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

施拉姆在传播学创立阶段，就对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限制。他提出的理论看似公正，实则暗含着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考量。他的做法限制了传播学初期可能出现的多元竞争。这种做法在当时或许不易被人察觉，但从传播学至今的发展来看，其影响极为深远。这给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警示：在借鉴西方理论时，必须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这种引导或许是有意为之的学术方向指引。

传播学阵营的人为构建

如今，传播学领域以主流和批判两大派别为主流。然而，在20世纪初并非如此。这种清晰的派别划分是后来人为形成的。这种派别分化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比如各种利益诉求等。这种分化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某些领域受到关注，而其他领域则被忽视。中国学者在了解这一发展脉络后，能更好地明确我国传播学未来发展的方向，避免重蹈覆辙。

批判学派被边缘化原因

批判学派的声音似乎偏向共产主义，这种现象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中，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界倾向于将批判学派置于边缘。这种边缘化在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中多次显现。这种现象也进一步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传播学的理解和接纳方式。对于中国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后，在吸收传播学成果时便能作出更为理智的判断。

中国传播学的拿来主义弊端

中国广泛采纳了美国的行政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因得到国家及企业的双重支持，被认为处于学术前沿。这种“借鉴”做法导致了学术观点的单一化。比如，在分析欧美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时，那些非量化的传播学理论往往被片面地等同于批判传播学。这样的偏差限制了我国传播学发展的多样性，使得研究进展不平衡。这种情况对中国本土传播学术体系的建立造成了阻碍。

舆论学热背后的传播学现状

舆论学领域对美式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关注日益增多，导致资源大量流向这一方向。然而，众多舆论研究并未触及李普曼的核心问题。在这种看似繁荣的背后，隐藏着风险。虽然它似乎促进了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发展，实则只是巩固了美式实证传播学的权威地位，并未真正推动传播学本身质的提升和进步。

马克思归来的意义与挑战

“马克思归来”举措意义重大。特刊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学领域的回归价值。学者们的翻译工作有助于构建学术群体。然而，对于我国传播研究的主体性构建，这不仅仅是应用层面的回归。我们还需突破现有局限，激发主体意识。同时，批判传播学领域也出现了新问题，西方主流批判理论培养出的中国“代理”导致某些逻辑被滥用。因此，回归马克思的同时，还需对国内的传播学教育体系进行重新调整。

最后有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那就是面对国外传播学的广泛影响，我们中国学者在授课时，如何能迅速让同学们认识到确立传播研究独立性的关键？期待大家的点赞、转发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