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题时，许多人容易走进误区。同时，学术界也存在诸多研究上的疑点。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论文选题趋同

论文选题若仅限于几个特定概念或某一类文章进行数量研究，则易失创新。例如，以人民日报或西方主流媒体网络内容为对象的量化分析，此类选题较为普遍。如《纽约时报在某年至某年间对中国某问题的量化研究》这类题目，已有众多研究者涉足。再者，以流行传播形式为研究对象的课题，往往很快就会失去价值，比如关于微博的研究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逐渐减弱。

这种选题方法导致论文学术含量不足。原因是众多研究者仅停留在数据搜集层面，并未深入挖掘和创新思考。

学术要求不符

有些论文的标题并未明确表达核心观点和理论假设，它们仅仅是全面概述了相关情况。针对网络治理议题的论文，部分内容只是对现状进行了全面描述，并不需要依托学术理论。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只是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理论”随意拼凑到正文里，这样的内容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学术研究。

项目申报阶段，新闻传播史选题的申报需满足额外要求。不少申报者研究基础薄弱，他们已有的著作与所报选题并不相干。众多新闻传播史审议材料仅停留在设想或想象层面，而部分申报者的研究成果与申报选题亦无直接关联。

研究对象局限

研究大学生的文章在高校里很常见。许多人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大学生容易接触，不管研究能否产生有价值的成果，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考核。这种现象说明研究者没有深入探究和拓宽研究对象的范畴，同时也暴露了学术界的浮躁态度。

众多研究过分关注关键信息和获取途径，却忽视了具体知识成分，导致研究基础薄弱。

研究缺乏跟进

新闻传播研究中，部分研究未持续深入。以《新闻误解：论新闻文本间距》为例，它在大众传播时代的探讨并未继续跟踪互联网传播的新动态。学界本应向公众和官员普及互联网环境下的科学理性观点，但现实中相关研究和讨论却显得不足。

研究精准与道德

大数据扫描虽比记者根据经验挑选新闻更精确，但道德层面的问题也更为突出。传播学起源于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环境，但在网络传播方面，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同时，在数据筛选环节，如何兼顾精确性和道德标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职能部门短板

职能部门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领域，难以把握整体。加之部门急于处理眼前事务，难以抽出时间从事基础理论和深入分析，这往往使得相关研究显得不够深入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