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社会，理解并回应他人情感的能力——共情，与信息的流传紧密相连。但传播学里的重复原则、意义构造理论以及模仿理论，都有可能使共情在传播过程中变成一把双刃剑。

共情与重复律

共情往往需要经过多次接触才能形成。比如某些公益广告，它们通过反复播放。比如那些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广告，它们频繁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初看可能只是对问题有个大概了解，但经过多次观看，人们可能会更深刻地理解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进而产生共鸣。然而，过度重复也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有些新闻报道为了吸引眼球，可能会片面展示弱势群体的苦难，反复播放后，观众可能会感到厌烦，这反而可能阻碍共情的产生。

在报道地区性灾难新闻时，起初大家关注的是事件的外在表现。随着报道次数的增加，内容逐渐深入，比如对受灾者心理伤害的探讨。若报道恰当，观众能感受到这种伤害带来的情感，与受灾者产生共鸣。然而，若过分渲染，反复播放后，观众可能会产生免疫力，不再产生共鸣。

共情与含义结构论

媒体通过给词汇赋予特定意义来影响我们对他人情感的感知。以报道少数民族为例，若用正面积极的词汇来描绘他们的特色文化，如宏伟的蒙古长调，人们接触这些描述后，更容易对他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产生共鸣。相反，如果词汇带有负面色彩，则不利于共情的形成。

描述残障人士时，若用词带有轻蔑意味，人们难以感同身受他们对于尊严的向往。相反，若用充满敬意和力量的词汇，比如“身残志坚的勇士”，人们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内心的情感，更容易产生共鸣。

共情与模仿论

人们通过媒体目睹了富有同理心的行为，并产生共鸣，进而效仿。比如，疫情期间，许多医护人员无私奉献的事迹广为流传。他们看到这些医护人员的行动，便学会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对患者的痛苦也感同身受。

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若媒体呈现的形象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词，强调共情行为，当观众试图模仿并参照这些行为时，他们可能会发现现实与这些描述不符。这之后，他们很可能就难以真正产生共鸣。比如，那些为了吸引粉丝而进行的摆拍慈善活动一旦被揭露，人们就很难再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产生同情。

提升共情在传播中的作用

为了有效运用重复原则增强共鸣，传播者需精准掌握重复的分寸。比如，在报道战争中难民的情感时，不应过分强调救援场景的惨烈。然而，可以多次展现救助后的温馨场景，以此激发人们对难民重建家园希望的共鸣。

构建含义结构同样需要主动。报道老年人孤独感时，新闻媒体应选用恰当的词汇和文体，例如温馨而不夸张的表达，以便公众更深刻地体会老人的孤独情感，并产生共鸣。

建立共情传播的规范

传播共情需遵循明确规范，以确保其走向正确。对于借助受众共情谋取私利的不当行为，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比如那些通过欺骗公众情感进行募捐的虚假慈善机构。此外，还需规范表述，避免使用具有歧视性和误导性的描述。

媒体需自我审查。不能只追求点击率和收益，而歪曲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导致公众难以体会到他们的辛劳与梦想。

共情传播对社会的重要性

共情传播有助于提升社会的团结力量。比如，在某个社区中，若居民们能对邻居生病的情况感同身受，那么伸出援手的人便会增多。同理，在全球范围内，若各国能恰当运用传播方式，促使民众间产生共鸣，便能降低冲突和误解的发生。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民众的共鸣。合理运用传播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传播中的影响，能使信息传播无处不在地促进共鸣，而非成为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