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所开展的研究热点项目，与社会变迁的轨迹紧密相连，其研究范畴先是从传统媒体领域的转型起始，而后又延伸至网络舆论治理层面，这一系列研究动态清晰地折射出整个行业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报纸消亡与媒体融合

2007年前后，围绕报纸是否会消失展开了诸多讨论，那时互联网普及进程加速，不少学者觉得传统报纸难以顺应信息时代，此类观点背后存在发行量下滑以及广告收入降低的实际状况，与此同时，媒体融合成为关键出路，即不同媒体平台彼此结合，实现资源共享，这不但属于技术整合，还关联到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方式的变革。

舆论绑架与媒介逼视

并非是媒体过度介入私人领域，造成舆论压力，这才被叫做媒介逼视，典型例子是杨丽娟追星事件，其媒体报道方式引发道德方面的争议，这类情况往往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的到底该如何界定的边界问题，舆论绑架指的是媒体是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报道进而影响公众判断，这有可能干扰司法独立，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的报道就显示出了这种风险，这需要媒体保持专业距离 。

网络时代的新挑战

2008年，人肉搜索成为热点，这一网络行为，既能发挥监督作用，又有可能侵犯隐私，同年，百度竞价排名引发讨论，学者们对搜索引擎的中立性提出质疑，这些新现象，促使学界重新思考信息传播机制，三鹿事件中，企业试图操纵网络舆论，暴露出网络公关的伦理问题，这也成为重要研究课题。

技术发展与版权困境

2009年，伴随3G技术推广加速了媒介融合，手机开始成为重要信息终端，这推动了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不过也带来了新问题，传播技术发展致使网络版权保护更加复杂，合法传播和侵权盗版的界限变得模糊，学界开始讨论怎样在保护著作权之际促进信息共享。

媒体改革与职业道德

2010年，三网融合从理论迈向实践，电信网与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彼此相互渗透，这致使传统媒体格局发生改变，催生出新的服务形态，与此同时，新闻出版业产业化改革得以深化，市场化运作成为一种趋势，在此种背景之下，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愈发显得重要，尊重报道对象成为一项基本准则。

网络问政与舆论监督

2011年之后，网络问政渐渐趋于常态化，政府借助网络平台跟民众直接开展沟通，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沟通方式提升了政策的透明度，与此同时，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从现象的描述转变为深层的进行分析，学者试着去理解其社会方面的成因，而对传媒以及记者的“双起诉”现象，体现出了舆论监督与公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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